0104 民国 通电 开源

Linux Vs Windows 技术与商业的对决
2006.01.04  来自：eNet　 
Linux阵营中的免费和商业之争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开放源代码运动历史上的名人，VA软件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奥古斯丁从不掩饰在开放源代码运动中获得收益的想法。他认为，开放源代码本身就是一种商业工具，跟别的东西没什么不同，你可以利用它降低成本–主要是编码和测试的成本–以及为客户降低整体解决方案的费用，这是主要优势。

　　其实Red Hat和Novell两大Linux公司迅速地崛起已经从某种程度上给出了这一争端的结果。而Linux的创始人李纳斯·托瓦兹准备将“Linux”注册为商标，并且支持向90多家澳大利亚公司征收Linux软件许可费用的行为，更突出了Linux阵营内部对于财富的渴求。在这种渴求下，投身商业化成为了Linux阵营一种内在的诉求。
不惜血本投入Linux开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成为了IBM的救命稻草。“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IBM在软件领域的头号敌人当然就是微软。软件厂商BEA公司CEO庄思浩先生评论IBM投入Linux开发的举动就等同于“用手指猛戳微软的眼球”。别以为IBM进军Linux仅仅是对于微软的打击。作为一家商业软件公司的IBM也把Linux视为了一座巨大的金矿。对于同属开源一族的开源中间件，IBM的支持就有所保留了——当Linux市场份额在不断增加IBM发现对自己产品线有补充的中间件时，就会将这家公司收购而且并入自己的中间件部门；而对于自己的核心中间件产品，IBM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开源的。如果用户要使用IBM的五大中间件产品(WebSphere、Lotus、DB2、Tivoli和Rational)，同样需要支付不菲的费用。
曾经，在越来越浓的商业化气息中感觉到窒息的人们培植了开源软件这株奇葩；现在，这株奇葩的花香中却越来越显现出一股铜臭的味道。Linux与Windows之争已经从一场单纯的技术竞争演变为了一场商业利益的争夺。没有人能够预料最终的胜者。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普通的用户才是这场争夺中最受伤的人——因为商业利益的不同，Linux与Windows这两个原本可以互补的操作系统丧失了整合的可能，而这也意味着普通用户丧失了获得最佳操作系统的机会.

北洋军阀史话（一）(43)   作者：丁中江
当时黎是以北洋派和同盟会以外的第三者地位，据有武汉顾盼自雄，他的“文胆”饶汉祥时时替他撰写许多骈体文的电报和文章。民国初年大家都有发通电的瘾，动不动就来一个几千字的通电，而黎的通电最酸最文，但黎能迎合一般人心。当时虽已民国成立，但各省军阀还有争城夺地的局部战争，有些省区还招兵买马，杀气腾腾，所以大众对此甚为反感。而黎这时经常发出许多迎合人心厌乱的骈文长电，如“吁请息争以苏民困”之类，这些电文不问谁是谁非、也不提出具体的仲裁意见和解决纠纷的办法，而只是堆砌些四六排偶的字句。每遇时局严重，他必有什么“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长电，最后必是“垂涕而道”，“泥首以请”。当时的人们并不研究电文内容和具体主张，只觉得黎是个好人，不愿流血和纷乱，文章又好，其实饶汉祥堆砌的大块骈文，多数人根本就看不懂。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台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这是评述贞观之治的一段。

顺便看到的，记录
徐世昌：退耕修道——徐世昌天津人，1855年出生在河南，袁世凯的老朋友，晚清政府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1918年当选为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为了表示解甲归田，他在住宅内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并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住宅占地10亩左右，其中空地很多，他命佣人开畦种菜，有时还自己动手锄草。此外，他的夫人曾在河南辉县购置田地，准备徐世昌归隐，只是从没有派上用场。日常生活中，徐世昌精心修道，每天叩头100个从不间断。徐世昌工诗善画，大部分时间用于写字作画，以文会友。编辑出版了《清儒学案》、《退耕堂政略》等10多种书籍。
汉奸王克敏、伪天津市市长潘毓桂、日本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多次劝说徐世昌出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闭门不见，并从此装病。不料弄假成真，1938年冬天，患膀胱瘤，1939年6月5日病死，终年85岁。临终遗嘱，不发讣告，归葬河南辉县，不修墓工，衰土树石。但是由于战乱，灵柩一直未能归葬河南。

曹锟：跌为平民——曹锟，1862年出生，天津人，贫苦人家，卖布出身，但在这四位总统中算是最有实力的。1923年以贿选手段当上民国大总统，1924年10月，冯玉祥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限曹锟交出印玺，通电辞职。1926年曹锟想复职的念头彻底破灭，只好过起了寓居生活。跌为平民的曹锟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童年的身影，许多穷邻居找上门来，和他交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的、拉洋车的、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还千方百计拉曹锟当傀儡。曹锟在夫人的劝导下，发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伪河北省省长前来当说客，都被曹锟夫妇轰走。
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被曹锟夫人拒绝。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还有一个 吴佩孚，
《时代》周刊与中国结缘，从1924年9月8日开始。那一天，军阀吴佩孚登上了《时代》封面。在那篇名为《战争？》的封面报道中，《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时局进行了现在看来略显简短的报道。
所谓 凤雏虽得其时,不得其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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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4, 2006 at 9:17 下午 by yippee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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